“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阿来作品研讨会在沪举行

4月12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阿来作品研讨会于复旦大学圆满召开。阿来不仅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主要奖项的获得者。他的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视角、诗性的语言、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广博的文化内涵而为人称道，对当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四川省作家协会、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浙江文艺出版社、阿来工作室、复旦大学中文系承办。来自文艺界、传媒界、出版界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和相关领导共聚一堂，围绕阿来历时四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就阿来的文学观、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时代价值，以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展开深入研讨。本次研讨会分为四场，包括开幕式、《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二十五周年纪念版揭幕仪式、主题发言等环节。《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文汇报》《大众日报》、人民网、中国作家网、澎湃新闻等媒体记者到场进行采访报道。

上午9时，研讨会开幕式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拉开帷幕。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尘埃落定》作者阿来，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黄亮，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总编辑、党委副书记芮宏，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等领导嘉宾出席了开幕式暨《尘埃落定》获奖二十五周年纪念版揭幕仪式，部分嘉宾致辞；活动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颖主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评价：“阿来是一位自带文化气质的作家，他的文化禀赋天然关乎民族、宗教、语言甚至生活本身。这是边地出身作家天生所具有的一种特质，成就了他们文学的独特性，而阿来无疑是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位。 ” 阿来四十余年的创作，既呈现题材与体裁的丰富性，又保持艺术风格的统一性。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阿来坚持以文学熔铸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将藏族文化底色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精神命题。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表示，本次研讨会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创作完成三十年后的一次全面回顾，是四川作家从雪山草地向星辰大海的一次长途远征，也是长江首尾两地文化交流、心灵碰撞的一次思想盛宴。“阿来的作品多以民族和地域文化为背景，展现出丰富的人文特色和深刻的历史思考，有着史诗般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厚度。”多年来，阿来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在诗歌、小说、散文、影视剧创作等领域著书颇丰，不断成为评论界、出版界，以及广大读者热议的话题。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总编辑、党委副书记芮宏认为，《尘埃落定》是一部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其作为民族精神坐标具有典范意义：“阿来的作品具有扎根土地的体温、穿透人性的深度，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美学境界。”芮宏特别指出，阿来突破民族文学边界，在《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等作品中完成从族群叙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升华。最后，他回顾了浙江出版集团与阿来二十载的互信合作，强调在快节奏时代坚守文学“慢半拍”的独特价值。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强调，阿来的创作本质上是后天习得的非母语写作，却成功突破语言壁垒，在汉语文学领域树立典范。阿来以非母语创作出《尘埃落定》等经典，且其汉语写作能力在后期创作中仍不断精进，展现出罕见的语言适应力与艺术突破。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盛赞阿来的作品“既有对故乡土地的深情眷恋，又有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洞察；既有对人性善恶的深刻剖析，又有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阿来不仅是地域文化的书写者，更是人类共通价值的传递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尘埃落定》作者阿来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认为文学的核心要义是关于“人的自我构建”。家乡川西藏区“又大又小”的独特环境，促使他通过《尘埃落定》重建被遗忘的乡土历史，又在《机村史诗》中创新突破：“摧枯拉朽非常容易，但是要建一座比过去推翻的旧房子更好的房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意识到社会文化中欠缺对自然环境、自然科学的重视，他开始关注生态地理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深入唐古拉山、可可西里等地，创作出非虚构力作《大河源》。阿来表示自己是“语言的信徒”，认为汉语作为第二母语积淀丰富，具备更深的表达空间。他最后强调，“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是从小往大走的”，他始终以人的构建为文学落脚点，重申“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的主题。

上午10时，第一场研讨会主题发言正式开始。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教授，《戏剧艺术》主编杨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耿占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李壮，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张学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做主题发言；本环节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主持。

下午2时，第三、四场主题发言依序进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侃，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员丛治辰，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黄诚，评论家，《文艺报》记者康春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梁海，《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攀，《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旸，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艺涵，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朱丛迁，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马思钰，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杜阳林，《上海文化》编辑木叶，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继续围绕作品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活动分别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主持。

边地文明对话与多元一体诗学

“既是多民族文化使者，又是大自然人文伴侣”，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这样概括阿来的创作。《尘埃落定》等作品既烙上藏民族鲜明个性印记，同时又是中华多民族共生共融的艺术折射。阿来的作品中，自然和社会、大地和人类，历史和现实总是相互交织，彼此映照，浑然一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认为，阿来故乡的边缘性恰恰形成了其写作中天然的文化特质，这与他的民族身份密切相关。这种身份不仅是民族性的，更是现代性进程中的边缘存在。或许正因如此，他笔下的《尘埃落定》才如此引人瞩目——作品并非因藏族故事猎奇性取胜，而在于揭示了文明接壤地带“未知”的巧妙叙事。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也认为，阿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地方特殊化，而是从中探寻更多的普遍性。“从《尘埃落定》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奇观，收获到的是某种沉思，奇观是审美的餍足，是对象对我的迎合，是消极陈腐的，沉思则是我站起来的突进，是积极创生的。”

《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攀认为，阿来的写作超越了“边地文学”的焦虑；在当代小说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阿来却展开大江大河般的叙事，其作品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吞吐量。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梁海看到，阿来的书写在后全球化碰撞冲突加剧的当下独具启示价值：打破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二元对立，阿来笔下的藏地经验不是文化标本或民族奇观，而是展现“多元现代性”。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黄诚以少数民族性为视角切入阿来的创作，指出当前民族叙事多谈特殊化，容易忽视多元之外的一体；而阿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现成的文化资源。

评论家、《文艺报》记者康春华认为，阿来是用文学或者非虚构方式，既复杂而细微体现了其作为藏族作家中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又巧妙鉴定融合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立场，里面存在着小主体大主体相互辨认互动和对话的关系。

复数文学疆域与叙事结构的先锋实验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侃将阿来喻为一种持续升温的蓄水池，从《尘埃落定》横空出世到《机村史诗》六部曲，阿来不断拓展文学半径，构建出宏阔的文明谱系。他特别指出阿来小说结构的革命性：花瓣式叙事等打破了线性传统，使汉语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一种文学的曲面。

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教授，《戏剧艺术》主编杨扬看到，以阿来为代表的当代作家正突破单一文本疆域，向戏剧等多领域拓展创作维度。他认为阿来的作品扎根人性本真，兼具世俗温度与艺术锐度，能够在多维度艺术空间中生生不息。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李壮表示，“时间经验被大量转换为空间表征，小说被剧烈地注入历史景观”是阿来作品的重要特征。阿来总能将宏大历史进程浓缩于微小的空间，在诗性传统与当代图景间找到平衡，使文本既具历史纵深又携带最新经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从时空的苍茫维度、融合且流动的丰富性以及语言的诗意基因三个维度对阿来的文学作品展开分析：阿来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偏僻的故事却能与时代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丰富性里显现出独特性。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艺涵聚焦《机村史诗》的附录部分，她认为其中体现了对社会结构性把握的融合，展现了更为自由开放的问题意义。

从观念史到生存诗学的深度勘探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耿占春重点关注阿来将宏观历史进程与微观个体生命体验相融合的创作方式，认为他的小说超越了传统学科对社会的单一维度阐释，重现了19世纪经典文学对复杂现实的认知深度。“从阿来创作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小说能够比单纯的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告知我们对社会的认知更深刻。”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阿来在创作时力求“消除分别性”，摒弃从单一宗教角度理解人，重新建构了世俗中的人和他们生生不息的生活。阿来作品以“历史和自然”为关键词实现了其超越性，极大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边界。

《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以“雨滴与露水硕大，生命与图谱宽广”概括阿来创作的辽阔：他的小说既聚焦个体命运，又折射时代变迁，在人性、自然与历史的交织中，形成深邃的美学风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旸感叹，阿来的作品中饱含对世界万物博大的情怀与感慨；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马思钰也认为，正因为长期在藏地，阿来的诗性才能非常自然流露出来。

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朱丛迁则在人工智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分析阿来创作的独特性，指出他的作品存在宗教社会历史记忆种种关系的引喻和链接，背后有其呼应传统信仰的记忆，这种具有人强烈感知的写作，是AI写作难以追逐的写作范式。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以文学评论编辑的视角，指出阿来这样当代文学的杰出作家应当被充分经典化和历史化，并呼吁一个更为敞开、丰富的研究空间。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杜杨林分享了阿来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对他的深刻影响。

行走的思想者：现代生态写作新范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认为，阿来以博物学家的视野重塑汉语文学的自然书写，在《大河源》等非虚构作品中，阿来将地理名词转化为情感载体，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相看两不厌”的生命平等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评价阿来具有一种“接田野接地气”的思想者气质，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突破性启示。《尘埃落定》《空山》等作品通过民族史、边地史、社会进化史的经纬构建起“自我认知”与“解释世界”的双向维度。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分析道，阿来近年的创作成果很多属于生态文学的部分，具有一种在现代思维下逆向关注自然生态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进一步补充：阿来的作品突破了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的范式，展现了对现代性框架的深层思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指出，全球化退潮使一代作家面临新挑战，当“普遍性”框架失效，地方性叙事如何重构？阿来近年来的生态写作正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深层挑战。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通讯员 睢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