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观察所：谁是美国对华科技战“总架构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从华盛顿政客、硅谷金主到情报分析师、智库学者，心智观察所此前已通过多篇特写，细致梳理过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各个关键节点，为其中核心人物“立此存照”。

随着笼罩于这一巨大共同体周身的迷雾消散，是时候进行更深层的透视了。

一个首当其冲的追问或许应该是：这台技术管制机器的方法、工具、资源，真的是从混沌中自发结合而来的么？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回望特朗普第一任期，尽管针对华为的全面绞杀已然开始，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的更激进设想也层出不穷，但这些议程及其倡议者之间明显没有协调性可言，甚至彼此还存在着激烈的掣肘与倾轧，以至于当时的华盛顿内部人士发出了如此抱怨：

“这不像是同一笼鸡，而是把三个鸡舍的鸡混在了一起。”

然而“华为禁令”短短三年后，志在锁死中国先进半导体发展的“十月风暴”，却已经是一次华盛顿与硅谷之间官产学生态系统动员充分、协调一致的突袭，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台机器的状态已磨合得越来越顺畅、高效，乃至MAGA冲击波也无损于其精密啮合。

鲜为人知的是，从混沌到有序，这场“进化突变”，离不开一只有形之手的精心调控。

“伟大的人际网络”

2022年10月，对华先进芯片与半导体设备管制新规发布后不久，时任美国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Alan Estevez）曾出席了一场公开活动。

前所未有的管制政策，使埃斯特维兹当天的发言吸引了大批观众，但这位出口管制“沙皇”最先表达的，却是对一位故人的缅怀：

“阿什·卡特（Ash Carter）是我的私人朋友，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一个伟大的人际网络。事实上，如果没有阿什，我现在可能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谈论我的工作，是他在雷蒙多（时任商务部长）打电话给我后劝我接手这份工作。”

阿什·卡特，前美国国防部长，时任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主任，在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出台后不久，于2022年10月24日心脏病突发离世。

阿什·卡特 资料图：AP

单看其头衔，恐怕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此公在数以十计的前防长、数以百计的前总统核心团队成员、数以千计的华盛顿台前幕后“大人物”里能有什么超乎寻常之处，更难以理解为何其影响能延续至今。

然而正如埃斯特维兹所暴露的，回顾美国对华科技战从酝酿灵感到协调资源、推动议程、直到最终完成顶层战略转向，其中几乎所有关键节点与人物，都与卡特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

早在2014年，美国军界便出现了所谓“第三次抵消”战略倡议，回归对大国竞争的关注，并期待以新技术革命再次拉开与对手的代差。

包括卡特在内，这一倡议的设计者们清楚认识到，这一次，国防开支已无法再次成为推动创新的最大动力源，今天的大部分技术创新都来自商业领域——尤其是硅谷。因此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成败关键，就在于培育硅谷科技界与美国军界之间新的融合生态。

正是在这一年，卡特短暂离开军界，举家来到硅谷，在为投资基金和科技公司提供咨询的同时，也接受了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职位，开始进入硅谷商业世界。

2015年，他重回华盛顿执掌国防部，很快就打破近二十年不相往来的现状，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硅谷，不久创建了所谓国防创新实验单位（DIU-X），以帮助五角大楼在硅谷建立触角。

2016年，长袖善舞的卡特又创立国防创新委员会（DIB），力邀埃里克·施密特（谷歌）、杰夫·贝佐斯（亚马逊）、里德·霍夫曼（领英创始人，PayPal黑手党一员）等硅谷大佬加入，搭建了东西海岸新旧精英之间的对话平台。

其彼时发掘的关键合作伙伴埃里克·施密特的一段回忆，充分展现了卡特编织人际网络的功力：

“直到2016年，我对华盛顿的记忆只有两件：在阿灵顿长大，以及作为谷歌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在国会作证。但那一年，阿什·卡特打电话给我。他希望我和他一起为国家服务……从根本上讲，阿什创办的DIB以及DIU-X等相关举措，为华盛顿和硅谷之间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他不仅重建了信任，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关系。由于他的外联活动和他找到的愿意合作的伙伴，技术工程师签署反对与美国政府合作的请愿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应他邀请为国效力的六年里，我自豪地致力于推进这两项使命——帮助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更广泛地利用保护美国安全所需的技术，并鼓励硅谷及其他地区的公司帮助我们的政府。”

登堂入室

正是在这个看起来仍然“草台”的共同体内，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大国竞争灵感已然生成。

2018年，施密特牵头的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正式成立，标志着这个小团体进一步登堂入室。该委员会旨在为美国总统和国会提出政策咨询建议，“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全面满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在其成员名单中，委员会主席施密特、副主席罗伯特·沃克皆为卡特密友，而心智观察所此前“拆解”过的关键人物如吉尔曼·路易、杰森·马瑟尼，也均与卡特有着深厚联系。

例如，马瑟尼不仅委托当时卡特领导的贝尔弗中心开展人工智能政策研究，其成立的常设智库平台——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也接收了多名卡特助手担任分析师，成为这一人际网络中重要的后备人才蓄水池。

2021年拜登新团队上任前后，业已被打磨多年的对华科技战总方略开始注入美国官方政策，其核心要点，已经由卡特副手埃里克·罗森巴赫预告。

罗森巴赫提出，针对人工智能、5G、半导体等战略科技领域，美国必须做到：

1.控制关键供应网络和技术信息流动；

2.有能力“发动其他形式的战争”（wage war by other means）；

3.振兴国内生产与科研；

4.垄断全球标准制定和价值判断的定义权。

于是，一面是杰克·沙利文带领着两位CSET分析师查布拉（Tarun Chhabra）、可汗（Saif Khan）着手设计新出口管制监管框架，其中除了沙利文这位卡特提携的后进，查布拉也曾在国防部担任过卡特秘书。

沙利文和拜登时期的亚洲政策“沙皇”坎贝尔，均与卡特有着深厚联系

另一方面，承担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重任的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则在上任后频频联系卡特，对其言听计从，埃斯特维兹被安插到关键位置恰是明证。

从技术情报分析师、专业律师到中高层关键官僚，当“正确配方”被组合在一起，2022年10月的“完美风暴”也就水到渠成。

从美国精英的视角看，称呼卡特为“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一个伟大的人际网络”，的确名副其实。

绵长的“遗产”

直到离世的那一天，卡特依然在不遗余力推动着其政策议程，他的长期搭档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曾提到，卡特在当天正准备去华盛顿参加白宫关于供应链安全的会议。

这位导演美国对华科技绞杀的始作俑者，尽管未能亲眼看到2022年后更跌宕起伏的大戏，但其着力培育的利益集团，已在华盛顿与硅谷深深扎根。

看看他门徒们的去向吧：

埃里克·施密特，已经从华盛顿“小白”成长为超级金主，他也知恩图报，将巴亚克塔里（Ylli Bajraktari）为首的一班卡特助手，安顿到了所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SCSP通过主办AI Expo和阿什卡特论坛等活动，已成为目前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AI政策策源地。

吉尔曼·路易，情报与科技双重背景的华裔精英，在卡特和施密特支持下创立美国前沿基金会，近年来着力搭建所谓的印太区域四方投资网络，该基金会对于卡特的去世也发表了声明，强调“他的去世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我们所有有幸拥有他作为老师、导师和朋友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继承他的服务精神”。

杰森·马瑟尼，则在来自硅谷金主的大笔资助加持下，已经坐上了兰德公司总裁这一华盛顿智库金字塔的顶点。

卡特助理查卡创办的WESTEXEC，是目前民主党新一代精英的勾连枢纽

而从创立民主党旋转门核心枢轴的尼廷·查卡（Nitin Chadda），到为Palantir进行华盛顿游说事务的温蒂·安德森（Wendy Anderson），乃至熟门熟路回到贝尔弗中心的杰克沙利文……卡特栽培提携的后进们，仍然在各自的关键位置上“发光发热”。

至于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最直接出口——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其在拜登时期搭建的组织和流程，也已平稳渡过了特朗普重回白宫后的MAGA飓风。根据内部人士爆料，“政府效率部”（DOGE）介入后，BIS仅仅只有象征性的裁员（约500人中15人），这支规模庞大，在驻华使领馆也有特派员的队伍，显然同样符合华盛顿新贵们的意志，并将在接下来的四年继续发挥其作用，不久前54家中国机构被新纳入BIS实体清单，标志着短暂的人事震荡期已告结束。

卡特深厚绵长的影响，也无意中印证了基辛格的一段感慨。

《白宫岁月》一书中，亨利·基辛格曾谈起，他在政府中所运用的所有理念都是从学术生涯带来的——因为在任期中他太忙了，没有时间产生新的想法，“高级职位教会的是决策，而不是战略的实质内容。它消耗智力资本；它不创造智力资本。大多数高级官员带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进入白宫，他们学会了如何做决定，但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

或许正是这种华盛顿越来越寻常的氛围，无形中放大了卡特这样既具备深厚学术背景、又精通人脉编织的官僚影响力，他所缔造的那个联通东西海岸、凝聚左右共识的科技竞争议程，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或许依然将笼罩着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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